一、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
　　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首先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绝对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事物的运动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和必然的。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高度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作为阶级的国家，由于其内部和外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各个国家的内部关系以及由各个国家构成的国家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和必然的。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运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时间计量着事物运动的量的规定性，即事物运动的程度、速度和强度。空间孕育着事物运动的质的规定性，即事物运动的质量、广度和深度。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的运动，也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各种具体的事物运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各个事物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差别性。各种具体事物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也即事物运动程度、速度、强度和运动质量、广度、深度的变化，导致事物运动形式、运动状态、运动的性质和特点的变化，并最终导致各种具体事物在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大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互相关系的变化。作为人类世界总体中的各个国家，由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差别，世界各国的变化发展均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造成了各国变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从而造成了各国变化发展程度、速度、强度和质量、广度、深度上的差别，造成了各国在发展模式、发展状态、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上的差别，从而导致各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大系统中地位、作用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变化。各国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变动的必然性，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特殊性，即来源于各国变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
　　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还来源于事物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波浪式曲折发展的。事物波浪式曲折发展，是事物发展中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沿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轨迹曲折前进的。从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总体来看，不平衡发展规律发挥作用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从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源泉在于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长河中，矛盾双方既互相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总有一个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矛盾双方13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矛盾双方力量对比、主次地位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矛盾双方力量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也就是不平衡发展规律发生作用的过程。事物运动、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必然性，来源于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许多地方论证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不平衡性。在论证商品经济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时，论证了价值规律关于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内容和要求在价格与价值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在供求关系影响下相互偏离，沿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道路和轨迹实现的过程。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的关系时论证了不同生产领域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分析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一个个再生产周期中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分析一般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形成原因及其过程时，论证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本身就是由平衡—不平衡—平衡波浪式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在他的着作中，则详细论证了自然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一切文明民族由土地公有制到土地私有制再到更高级、更为发达的公有制即“公共占有形式”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波浪式发展及其必然趋势的过程。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在1926年11月1日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即《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对列宁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作了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在这次报告的结论中，斯大林还把列宁论述这个规律的出发点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据再次提出，并从实践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毛泽东是一位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大师，在他的许多着述中，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晚年，他更是依据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而为我国制定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集中反对苏美两霸的外交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种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引起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并进而引起各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变化，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世界各国之间关系变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二、影响国际关系变动的因素
　　从基本上看，影响和决定各国实力对比变化的因素，可分为一般因素和具体因素。就一般因素来说，大体可有以下方面：
　　1.生产力因素。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力是作为使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出现的。这种能力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力结构。生产力结构可分为历史结构、要素结构、空间结构、区域结构和部门结构等。
　　历史结构，包括历史继承生产力和当代生产力，它是历史继承生产力和当代生产力的总和。
　　要素结构，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和资本等，其中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一般社会知识。“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它是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种资本的力量，提高了科学技术的张力，增进了生产过程的效率。
　　空间结构、区域结构和部门结构，实际上是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与合理组织问题。布局合理，组织协调，本身就是一种增大了的生产力。上述生产力的各种结构，不仅形成各自的局部生产力，而且由于这些结构及其局部生产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而这些局部生产力的总和，即构成社会的总体生产力。局部生产力越大，其总体能力越强，水平越高，社会生产过程的效能也就越大，创造的社会财富，即经济总量就越多。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越多，其经济实力就越强。在国际舞台上，由于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发展的效能和速度不同，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各国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乃至各国之间实力的对比就会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不能不引起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
　　2.经济制度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法律化的具体形式。生产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们结成的相互关系。对于生产关系，如果从结构上看，可分为宏观结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中观结构（区域或部门生产关系结构）和微观生产关系结构（基本经济单位或企业生产关系结构）等。从生产关系的宏观和中观生产结构来看，都含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四个方面，即不仅包含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分配关系，同时，还包括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和中观的管理关系。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从生产关系的微观结构看，也含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四个方面，即单位成员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在企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单位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及其具体形式管理制度、管理体制，以及完全以上述因素为转移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等。在生产关系的微观结构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生产关系内部的各个层次以及各层次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也是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一般说来，都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为起点，然后依次引起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关系、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分配制度、分配体制的变化。但也不可忽视，生产关系中各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管理关系、分配关系，也分别并按一定的顺序相继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一定的反作用。就是说，生产关系各个层次、各个层次内部的各个要素中如果有一个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不仅改变着自己的性质和状况，而且也会接着或迟或早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从而使整个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生产关系以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并受生产力的规定和制约，但生产关系在生产力面前也不是被动的。任何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其内部结构的每一方面，以及由其内部结构的各方面组成的整个体系都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变化了，它在社会生产中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会发生变化，所形成的经济实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国际舞台上，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必然导致各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并最终引起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变化。
　　3.上层建筑因素。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系统、政治法律设施系统以及由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观念系统。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其相应的设施系统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法庭、监狱以及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在上层建筑结构上属政治上层建筑范畴。由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观念系统，包括哲学、宗教、道德、艺术、文化传统等，在上层建筑结构上，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相对应，属思想上层建筑范畴。政治上层建筑反映的是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政治上层建筑中，国家是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设施和控制中心，是政治结构的核心部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表，它把社会上的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称为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关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即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反作用，恩格斯1890年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种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这样的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
　　由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反作用，世界各国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就必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同，必然造成各国实力的差别，从而引起各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并最终导致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变动。
　　影响各国实力变化并导致国际关系变化的具体因素，也有以下各个方面：
　　1.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别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扩张发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各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国内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自然条件包括资源、气候、土壤和国土面积的大小等。国际分工实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国际分工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国别生产关系决定的。在现代国际分工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现代国际分工实际上就是代表和体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国际分工。这样，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分工就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和促进国际生产力包括国别生产力的发展，对国际经济的发展起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即利润规律的决定，它又具有剥削、掠夺和不平等的性质。
　　现代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质，造成了不同发展水平和具有不同实力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这种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反过来又影响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实力水平，从而造成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及其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必然会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引发世界经济、政治的动荡。在世界各种矛盾的激化发展和经济政治的动荡之中，一些国家的实力下降了，另一些国家的实力上升了。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使旧的国际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2.世界市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又总是与社会分工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产品规模的扩大，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规模不断发展、范围日渐广阔的市场。真正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说，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因世界市场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发展，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和各个方面，国际价值规律的调节形式即世界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在世界市场运行中不断强化和发展。国际价值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即国际市场机制在发挥促进国际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科学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拉大了各国经济的差距，使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由此便形成了不合理的国际格局和不平衡的国际关系。然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各国争夺世界市场范围和份额的过程。近年来，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世界市场的激烈争夺中，世界各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实力和地位的新变化，正在促使原有国际关系的调整，呼唤新的国际关系的诞生。
　　3.国际贸易。一部世界市场发展史，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是相互联结和相互促进的。在世界市场作用下形成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同时也是国际贸易进行中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大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世界市场是在自发的和盲目的世界各国竞争的剧烈冲突中波浪式扩大和发展的。同样，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也伴随着世界各国自发的和盲目的激烈竞争和冲突。当今世界，虽然成立了众多国际贸易争端的协调机构，但由于世界各国利益上的差别和对立，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上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国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态势的变化，正在改变各国在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国在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必然反过来在促进各国实力发生变化的同时，推进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
　　4.国际信贷。国际信贷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就已存在。早期的国际信贷主要是各国政府之间为扩大国际贸易周转而提供的信贷。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垄断资本通过加强对本国和世界劳动者的剥削而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国内有利的投资场所已被占完，需要到国外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便推动了国际信贷的扩张和发展。国际信贷表现为长期信贷、短期信贷和证券投资，这就构成了国际信贷市场，之后便发展为种类繁多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信贷的产生和发展，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调剂了国际资本的供求关系，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它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却起着不同的作用。对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国际信贷，改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水平，增强经济实力，巩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甚至霸权地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提供的信贷往往带有各种附加条件，在正确使用情况下，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不能正确使用，则会使本国陷入债务泥潭，甚至会发生债务危机，危害民族经济的发展。然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由于各国发展本国经济方面的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在国际信贷舞台上，有的国家通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合理利用资源，则使本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有的国家则未能抓住机遇，合理资源配置，结果使本国经济陷于停滞或日渐衰落的局面。这种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各国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起国际关系的调整。
　　5.国际货币体系。“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世界市场的出现，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发展，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运而生。当代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对外扩大投资，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操纵国际金融事务；可以通过大量印发美元纸币和不兑现的银行券，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掠夺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还可以以美元为武器，换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和利益。这样，以美元为主导的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就不能不成为美国对外扩张、实现并维护其世界霸权的工具，就不能不加深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矛盾，就不能不促使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经济的独立和各种利益，充分利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及其提供的机遇，在同美元霸权进行的竞争中，加快发展自己，增强自己的实力，增大自己的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这样，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世界各国实力对比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国霸权为特征的旧的国际格局必然会被打破，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必然会出现。
　　6.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新的以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这轮全球化，总的特点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价值观普世化。这轮全球化，从经济上说，包括贸易、金融、生产的全球化，其核心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这轮全球化浪潮，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遍及世界所有地区，资本主义统治在地理上接近于空间极限，有着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一次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稳定，使他们的经济独立、民族振兴受到严峻挑战。然而，在这轮全球化逐浪推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资源，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和竞争的同时，注意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教、文化、管理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造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开辟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提升了自己的实力，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加强了具有相对共同利益关系的同一区位国家间的协调，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结果，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各种力量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使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结果，必然会使各国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发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
　　在影响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变动的因素中，还有一个具体的、极为重要的和现实的因素，这就是此次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目前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自这场危机发生以来，由于世界各国事前预见的差异性、应对步伐的快慢性、应对思路的科学性、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在参与全球共同应对必要性方面的认识不同等，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时间的长短和程度也就不同，危机给各个国家造成的后果和损失程度也就具有很大差别。这种不同的后果和损失程度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引发各国实力此消彼长和实力对比的变化，并最终导致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变动。关于危机所引起的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笔者将在下面进行具体分析和论证。

　　三、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国际关系的变化
　　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是广泛的和深刻的。它不仅使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而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使世界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着变化，从而大大加速了国际关系调整的进程。从全球角度看，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均遭受到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重创，相对实力地位明显下降。2009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GDP分别负增长2.4%、4.9%、5%、5.1%和2.2%，工业产值分别下降10.7%、12.3%、19.5%、22.6%和12%。经济衰退使相关国家经济总量锐减，财富大幅缩水、金融机构破产、财政系统瘫痪。到2011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仍在持续，增速锐减，复苏乏力，债台高筑，高失业状况仍未根本改变。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危机持续发酵，欧盟经济年度增长率跌至0.5%，青年人失业率平均高达20%以上。
　　美国主权债务有增无减，历史上首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失业率徘徊在9%以上。日本再度陷入低增长，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200%。西方七国（美、英、法、日、德、意、加）GDP占全球总值的比重首次跌至45%以下，外汇储备也不及世界的13%。从中长期来看，虽然西方主要经济体诸如美、欧、日等，都在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方面加大投资，调整产业结构，以图走出困境，但由于国内问题的困扰，总体增长缓慢、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仍将难以避免。相反，新兴大国在抵御和治理危机过程中普遍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发展潜力也十分突出。
　　2010年“，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美、欧、日，高达50%。“金砖四国”GDP占全球比重已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1年的近19%。从中长期看，危机必将加快全球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多数新兴大国虽然在科技、教育、产业等基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由于它们在较长时期拥有低成本优势，发展潜力较大，再加上它们通过深化改革，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市场和金融加强监管，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可望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实力地位将会有新的提升。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相适，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日趋明显。
　　2009年，中国、印度、印尼经济分别实现8.5%（实为8.7%）、5.4%和4%的高速增长，如果再加上日本，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有评论说：“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起欧洲中心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30年代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以欧美为中心的时代，那么金融经济危机就强化了中、印两国与亚洲在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同时崛起的势头，亚洲日益与欧、美两大地缘经济政治板块齐肩，在很大程度上宣告欧美中心时代的终结和多中心时代的来临。”
　　从地缘角度看，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比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发展中大国群体不同梯队的经济政治实力迅速上升。处于第一梯队的“金砖四国”即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疆域总和近40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总量约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GDP总量近90000亿美元，出口总量已超过美国。疆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地处世界重要区位，发展前景不可估量。20世纪末乃至进入21世纪以来，其经济增长率均高于“七国集团”4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大，1990—2000年为32.2%，2000—2008年为40.3%，预计2008—2014年将为61.3%。与此相对照，“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直线下降，1990—2000年为41.1%，尚高于“金砖四国”，而到了2000—2008年，则跌至19.8%。预计2008—2014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跌至12.8%。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中印两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继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领军国家。
　　2010年和2011年，中、印经济增长率将比美、欧、日高出5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也将比美、欧、日高出2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如能继续保持下去，在今后5~10年，“金砖四国”与“七国集团”的实力对比将会发生更大变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25年，中印两国将超过日本而居世界大国实力排行榜的前三甲，而俄罗斯和巴西，也将超过“七国集团”中的加拿大、意大利等国，跃入世界实力地位的前七行列。处于第二梯队的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越南、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等占据重要区位的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崛起，成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的一大亮点。
　　第二，东亚已成为当代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有“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和印度构成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就已年均增速8%，成为全球的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在同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普遍在低速中运行，其增速不及东亚地区的1/3。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更拉大了欧美发达国家与东亚增速的差距。东亚地区虽也遭受到了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平均增速仍高达7%。
　　2010年以后，欧美经济仍在危机中徘徊，但东亚地区则增长强劲，平均增速维持在8.8%左右，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3.5倍。东亚地区的经济规模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明显缩小。1980年，东亚国家的经济规模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2%，而到2010年，仅中国一国的GDP就占到美国的65%，加上日本，东亚的国家的经济总量约达1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而接近欧盟水平。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为14.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4.6万亿美元。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欧美国家经济总量之和。另外，东亚地区的外贸总额约达6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外汇储备超过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70%。东亚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比欧美国家贡献的总和还要多。目前，东亚地区已成为全球财富中心之一，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龙头。
　　第三，东西力量对比有日渐均衡的趋势。受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继续缩水，西方七国（美、英、法、日、德、意、加）GDP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跌至45%以下，外汇储备不及世界的13%。而新兴东方国家则凭借扩大内需、协同应对，抵消美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保持了6%以上的增长率，金砖五国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15.7%上升至1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3%以上。东西双方的实力差距也在缩小。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与失业率都在高位运行，经济增长率不过1.4%。欧盟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多国财政赤字跨越3%的警戒线，经济增长率仅为1.3%。日本基础设施与实体经济受到巨大打击，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美元，经济萎缩达0.7%。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按购买力评价，印度经济总量或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巴西有望超过英国，GDP在全球排名第六。
　　第四，南北差距呈不断缩小态势。20世纪末期，随着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比发达国家高出约2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带动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近10年来，南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一直是北方国家的两倍。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南北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更加明显。2008—2009年，北方发达国家经济深度衰退，南方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仍在4%以上。2010年，北方发达国家经济仍在低谷中艰难挣扎，而南方发展中国家则仍以平均7.1%高速增长。南北双方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实力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到北方发达国家的10%。2010年，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则上升到北方发达国家的4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的51.87%，首次超过北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
　　第五，亚太地区将成为国际地缘经济政治竞争的焦点。从地缘上看，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群体性崛起”，吸引了全球战略力量的注意力。美国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这一新的变化，稳住自己霸权的阵脚，作出了战略东移的决策。在经济投入、军事布局、对外政策等方面，把亚太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重点，企图构建以其为主导、体现自己最大利益的“跨太平洋伙伴体系”，从而使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比充满新的变数。
　　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实力的增速与美国相比，不断上升。主要发达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实力之比，2000年，德国是美国的19.1%，英国是美国的14.4%，法国是美国的13.2%，意大利是美国的10.9%，加拿大是美国的7.0%，西班牙是美国的5.7%。而到2009年，危机发生的第二年，德国经济上升到美国的22.7%，法国上升到美国的18.5%，英国上升到美国的15.4%，意大利上升到美国的14.4%，西班牙上升到美国的10.1%。
　　第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速，不仅超过美国，而且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危机后的2009年与危机前的2000年各国GDP相比，2000年，中国是美国的11%，巴西是美国的6.1%，俄罗斯是美国的2.6%，印度是美国的4.6%，墨西哥是美国的6.0%。而2009年，中国则上升到美国的33.3%，巴西上升到美国的10.4%，俄罗斯上升到美国的8.8%，印度上升到美国的8.7%，墨西哥上升到美国的6.1%。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排除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之后，普遍加快了自己的发展速度，在实力方面，不管是与美国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提升。
　　第三，发达国家的全球竞争力相对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则呈上升趋势。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竞争力连续三年下滑。2010—2011年度排名第4位，2011—2012年下降至第5位。德国竞争力2010—2011年度排名第5位，2011—2012年度下滑至第6位。英国2010—2011年度排名第12位，2011—2012年度，上升至第10位。法国2010—2011年度排名第15位，2011—2012年度下滑至第18位。加拿大2010—2011年度排名第10位，2011—2012年度下滑至第12位。日本2010—2011年度排名第6位，2011—2012年度则下滑至第9位。竞争力排名的6个国家中，名次下降的就有5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竞争力排名连年上升，2010—2011年度排名第27位，2011—2012年度上升至26位。巴西2010—2011年度排名第58位，2011—2012年度上升至53位。南非2010—2011年度排名第54位，2011—2012年度上升至50位。墨西哥2010—2011年度排名第66位，2011—2012年度上升至58位。印度2010—2011年度排名第51位，2011—2012年度下降至56位。俄罗斯2011—2012年度排名与2011—2012年度相比，虽有所下降，但GDP总量上升，基本恢复到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水平。通胀率控制在6%~6.5%，是近20年的最好水平。全年进出口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也是近3年的最好水平，全年财政盈余，国际储备充裕。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6个国家中，竞争力排名下降的虽然有2个，但总体水平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　难怪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竞争力中心主管布兰克在接受《第一财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经济活力正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正在缩小。
　　第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总量排名，也存在着此降彼升的态势。2011年3月，巴西GDP首次越过2万亿美元。巴西财政部长表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已超过法国和英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1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各国GDP最新排名情况，中国排列第2，巴西位列第7，印度位列第9，俄罗斯排名第10。前10名国家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占据4席。这说明，在经济总量上，发达国家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国家有较大上升，二者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国际多边组织发展的轨迹看，国际各种实力对比，也呈此消彼长的趋势。冷战结束以后近10年的时间里，国际事务基本上由美、英、法、德、意、日、加组成的七国集团所掌控。
　　1997年，七国集团正式接纳俄罗斯，七国集团遂变成八国集团。但由于俄罗斯债务沉重而往往不能参加会议，实际上，重大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仍由七国集团说了算。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各国经济、贸易、人文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全球治理的需求日趋增大；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八国集团在解决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自2003年法国埃维昂峰会起，则依据不同议题邀请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至2005年，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固的“8+5”即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对话机制。
　　2008年下半年，随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99年的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则升为国家元首会议，会议性质也由国家经济合作论坛发展为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政策协调会议。以2008年11月28日的华盛顿二十国元首会议为标志“，8+5”对话机制正式演变为二十国集团会议。其中，欧盟作为会议的独立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会议的列席代表。二十国集团涵盖了世界2/3人口，3/4的生产总值，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二十国集团会议的诞生，说明发达国家实力的衰弱，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崛起。虽然二十国集团能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解决国际事务还是未知数，但少数发达国家主导重大国际事务的局面将发生重大改变。在当代国家关系的舞台上，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各国实力对比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也是巨大的和深远的。它不仅是各国实力对比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催化剂，而且对各国实力对比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起着杠杆的推动作用。

　　四、未来国际关系的特点及其趋势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及其运行过程，不仅引起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且也使目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关系的运行具有以下特点。
　　1.全球化加速进行，多极化迅速发展。近些年来，由于高新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兴起，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大幅降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国际金融迅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着增强，经济全球化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迅速发展。由于当今世界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因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资本的扩张和资本剥削的加强，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推动资本扩张的同时，必然进行政治扩张和意识形态扩张。这样，以资本和资本关系扩张为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带动资本主义政治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全球化。然而，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二重性。这种由发达国家主导和竭力推动的全球化，在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诸如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弱化，国家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退化，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相对贫困化加剧，文化意识形态西化，等等。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必将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向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成为西方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鉴于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猛醒，掀起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潮。在这种反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金砖五国”，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通过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发展，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综合国力，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军。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借鉴“金砖五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和条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自己的综合国力，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西方世界各国，在为实现经济政治共同利益而应对世界各种不协调事件的同时，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由此也产生了经济、政治等方面控制、反控制的斗争，虽然这种矛盾分歧和裂痕不是根本性的，但在某一时点，也会激化和发展起来，例如，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就是这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的写照。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总之，在当今世界上，既存在全球化的趋势，又存在反全球化、多极力量加速发展壮大的趋势。两种趋势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相互作用，并行不悖。
　　2.东西双方在经济上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峰。邓小平曾经说过“：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从东西双方的关系来说，冷战结束，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尤其是此次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东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随着东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呈现出东西双方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既相互争峰又相互依存的特点。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东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凭借自己突出的勃勃生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地位和话语权显着增强。据国际分析家预测，金砖国家在21世纪的头十年结束时，在全球产出中的比重不到10%，而实际所占比重却是预测的两倍。由于大多数“七国集团”中的国家增长乏力，未来几年全球消费增长的很大部分将由金砖国家拉动。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八国”、汇丰银行提出“灵猫六国”的概念，在这由八国组成的新兴经济体中，绝大部分是非西方成员国，它们的崛起代表着整个东方的兴起。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金砖国家将为发展中国家创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全球政治的板块结构将发生变化，正在重新定义这个世界。相反，2008年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导致美国霸权的崩塌和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瓦解，但也出现了西方大国群体性衰弱的迹象。这种迹象，正在通过美国霸权地位的动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西方权利的潜在性破坏、东西双方权利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世界权利具有东移的趋势等方面表现出来。东西双方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相互争锋、居高不下的局面，在此次正在发酵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已经有所展现。然而，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在东西双方相互争峰、居高不下的同时，也表现出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一面。例如，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相互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大；中美经济联系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欧盟与俄罗斯在能源供求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利益相左的美俄之间开展安全合作；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纽带，正在各方面加强，等等。东西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和平就有望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否则，世界就会出现麻烦，世界和平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东西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峰，构成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3.南北差距既相对缩小又绝对拉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过“：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时间到了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南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金融危机加速了南北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的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局限。事实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是有所缩小，但就其绝对差距来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诚然，冷战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比发达国家平均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尤其是近1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2倍。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拉大了南北双方在经济增速上的差距。北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泥淖，而南方发展中国家则仍以4%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长。2010年，北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仍不见起色，而南方发展中国家则获得平均7.1%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北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虽然大大低于南方发展中国家，但仍在增长，而且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基数较大，即使是较低的增长率，增加的绝对量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例如，美国2010年GDP总量为14.62万亿美元，中国2010年GDP总量约为6万亿美元。按美联储预测的2011年3.7%左右的增长率计算，美国GDP总量年增长约为5400亿美元，而中国按9%的高增长率计算，年增长量也仅仅是5400亿美元。
　　何况其他发展中国家GDP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中国9%的增长率。同时，就目前及以后一个时期来看，西方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高水平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高投入的科技研发、完备的社会基础设施、丰富的能源和资源储备以及较强的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等，一旦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复苏，其后发能力也是不可小视的。因此，在短期内，南北双方贫富差距的绝对量很难缩小，并还可能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困境并不意味着彻底而绝对的衰退，也不意味着西方实力的绝对下降。因此，南北双方贫富差距相对缩小和绝对拉大，是当前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和不可忽视的特征。
　　4.美国霸权地位开始动摇，但还将进一步持续下去。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人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问题产生诸多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霸权地位即将衰落；另一观点认为，尽管受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美国霸权地位仍然是稳固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金融出了问题，一旦金融监管到位，美国经济将会很快复苏，霸权地位仍将维持下去。笔者认为，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应作具体分析。历史经验证明，一国霸权地位的形成和持续，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时空条件。现实是，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金砖五国”的巨大成功，俄罗斯的强势复兴，全球化变异为反美化、去美化、排美化，等等，使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受到多种力量、多重危机的挑战。“冷战”给美国霸权形成和维系所创造的“红利”已经消失，美国维系霸权地位的时空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创新条件和创新优势。
　　20世纪90年代，由于多方面原因，美国的创新条件和创新优势达到顶峰，但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并未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度被认为是“后新经济时代”增长点的纳米、信息通讯、新能源技术，未能形成新的气候。新能源开发与国际油价、国内利益集团、政府投入息息相关，而美国在此方面的环境和条件未必可观；由于美国经济条件恶化，至今仍复苏乏力，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端人才流失趋势越发显现；国际国内的政治麻烦、社会问题、文化挑战四起；对其连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转嫁危机、启动贸易保护条款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大，并受到多国的普遍抵制和反对；以勤劳、节俭、热爱工作等为核心的新教伦理观念在美国遭到侵蚀，靠投机、借债消费的奢华之风仍未彻底改变，等等，种种情况，使美国的创新条件和创新优势受到极大挑战。三是美国的信誉。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在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华尔街风暴所引发的银行破产和信用评级机构失信等，但从深层次上看，却是美国模式出了问题。“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曾是美国向全世界推行的普世价值和济世良方，然而一些国家效法的结果，却是金融危机屡发和经济崩溃，而美国却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为前苏联东欧制定的“盎格鲁—萨克森”改革计划和以私有化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经济社会危机四伏，倒退了近半个世纪。而以中国为典型的发展模式，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认真思考和青睐。就美国而言，通过将全球引入“市场+民主”的轨道，运用金融霸权和国际垄断获利的套路越来越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四是制度控制。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运作机制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美元武器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但在目前，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体现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机构中的美国主导权、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而新兴大国在这些机构中的作用及其空间正在逐步增大；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效用正在递减，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离心力逐步增大；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受到欧元独立、美元贬值的挑战，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寻求替代或减持美元的方案，美元主宰世界经济的强势地位将逐步削弱。可以说，目前美国继续维持霸权的环境和条件已远非昔比。从各方面看，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已面临严峻挑战或者说已经发生动摇。但从另一方面看，美国霸权地位仍将持续下去，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这是因为，美国经济虽然遭受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但经济基础仍然雄厚，掌控的社会财富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0年，美国GDP为14.66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23.3%；排名其后的中国GDP为5.88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9.3%；日本GDP为5.46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8.7%；德国GDP为3.3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5.3%。
　　中日德三国经济总量为14.66万亿美元，与美国经济总量相当。2011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企业500强中，美国133家，占27%；日本68家；中国61家占12%。美国研发投入多，创新能力虽受到挑战，但仍然强劲；劳动生产率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诺贝尔奖得主占世界总数的39%，占世界自然科学、经济学领域的47%；2000—2010年间，世界各国太空发射的卫星，美国占有40%。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危机过后，美国以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结构基本上不存在产能消化问题。美国的商品出口，在制造业和军工工业方面，潜力仍然巨大。美元仍然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在短期内还难以用其他形式替代。
　　美国可以并正在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采取量化宽松、通货膨胀等手法，稀释主权债务，转嫁危机。同时，美国还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否决权，迫使这些经济组织为自己服务。总之，美国的超强实力仍然存在，虽然受到严峻挑战，有所下降，世界其他国家仍难以抗衡。因此，美国霸权地位动摇和仍将持续，乃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大特点。
　　5.欧盟既想另起炉灶，但又不得不与美国妥协，独立的趋向与妥协并存。众所周知，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联盟就是应西欧各国摆脱美国控制、巩固和扩大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要求而诞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各成员国的协调一致和共同努力，经济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总量在2000年就已超过美国。近年来，尽管困难重重，但2010年里斯本条约的生效，还是使其一体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英法两个军事大国2011年11月签署的军事协议，内容包括创建名为“联合远征军”的快速反应部队、实现核军备共享、联合使用航空母舰等，标志着在军事整合、推进共同防务、增强欧盟内部的凝聚力目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欧盟在2010年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展示了“欧罗巴合众国”的未来前景。
　　2008年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应对措施上，暴露出美欧之间在经济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例如：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首脑金融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希望在会议上说服欧洲各国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结果不仅遭到欧盟的明确拒绝，而且欧盟国家官员还异口同声地要求美国先理顺自己的银行。在2009年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理托波拉内克说，欧盟领导人觉得不应听任于美国。据2009年3月5日香港《大公报》引述英国《独立报》的报道称，华盛顿时间3月4日英国首脑布朗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有幕僚建议他借此机会表示愿意为英国的银行危机承担责任，并为此致歉，布朗表示坚决反对，并明确指出，英国这场经济危机的祸根是由美国次贷市场种下的，他没有理由公开致歉。
　　可见，美欧之间在经济制度理念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欧洲在与美国的联盟上，独立倾向明显，离心力较强。然而，近些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欧盟各国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群众抗议活动频繁，社会矛盾加剧，经济苏复困难重重。同时，也由于美欧之间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在许多问题上，如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发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对外军事干涉以及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又产生许多共鸣、协调、配合和妥协，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种种情况表明，欧盟在与美国的关系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同，欧盟的独立性和对美的妥协性并存，这不能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一大特点。
　　未来国际关系的走势及其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不仅由现行国际关系的特点所决定，而且也是现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未来国际关系的走势及其发展的结果，目前理论界存在诸多分歧。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具体表现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其他大国反对，它可以置之不理。联合国反对，它可以避开联合国大搞单边行动。另有人认为，当今世界，实际上是多极化的世界，主要表现为美国的实力明显下降，已没有能力独霸世界。也有人认为，当前世界战略格局正处于过渡时期，或者说正在由两极向多极化过渡，或加速向多极格局过渡。还有美国学者提出、国内不少学者附和的“G2”概念，认为中美已经或即将形成“共治”局面。最后，还有学者认为，当前世界战略局面是“一超多强”格局。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但仔细分析起来，则存在诸多片面性，这是因为，单极世界的提法反映的是20世纪末期的世界情况，而现在，由于2000年以后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和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连年的所谓反恐战争，美国实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在处理许多国际事务时已力不从心，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世界大国。由美国学者提出、国内许多学者附和的“G2”“中美共治”格局，则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其实，中国实力并没有那样强大，况且还面临诸多国际挑战，还有许多国内问题诸如贫困问题、经济科技文化相对落后问题等需要处理。同时，这种提法还具有“中国已正式成为超级大国”，要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之嫌。“一超主导，多强制衡”的提法，虽然在“中国”之外又加上“多强”的内涵，但仍然给人以“多强”与美国相互抗衡、争夺世界霸权的感觉。至于当今世界正由两极世界向“多极化”加速过渡或“实际上是多极化”的提法，虽然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现实，但却忽略了美国在客观上仍处于霸权地位这一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依据当前世界国际关系的上述特点，把未来较长时期国际关系的走势以及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定义为“一超主导、多极发展”较为合适。因为这一定义，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第二世界的欧洲、第三世界中的“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与美国抗衡、制约和反对美国霸权的多极世界，代表了当今世界不同经济体多极化的利益诉求。同时，在美国利用多种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预世界、维护其霸权的情况下，也有利于通过世界多种力量的分化和重组，建立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有利于建立体现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国际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论和思考
　　自古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复杂而多变的。在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有些是本质性的，有些是非本质性的。无论是本质因素还是非本质因素，都是通过一定表象展示出来的。这些表象，也是复杂而多变并由许多真象和假象构成的。真象与假象有着根本的区别，真象是事物本质的正面反映，假象则是事物本质的歪曲反映。在认识事物、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时，不仅要透过纷繁多样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要把真象和假象区分开来，否则，就达不到认识事物的目的。
　　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区分真象和假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了解和揭示当今国际关系的本质，揭示国际关系的走势和即将形成的格局，不要被假象所迷惑。邓小平说：“观察国际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但是，他又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很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笔者理解，邓小平所说的西方国家为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而打响的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正而视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图谋，并使自己得到发展和壮大。他的这番话，是从战略布局上来考虑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不考虑社会制度。而观察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考虑社会制度的思想，是从策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利益方面考虑问题的。前者是战略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得到发扬光大，永不改变颜色，就必须从战略上处理问题，必须考虑社会制度问题。要有效地开展反帝、反霸、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要联合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采取关门主义，讲究社会制度。邓小平讲“考虑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是有一定前提和条件的，理解和实践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必须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应用范围不应无限扩大和绝对化。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未过时，依然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指针。从冷战结束直至目前，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虽然由美苏两霸变为美国独霸，但国际关系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此时此刻，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分析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要密切关注北非中亚地区发生的民族斗争、宗教斗争这类事态中所包含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还要关注美国由于实力下降在世界其他地区实行战线收缩，把东亚作为重点，利用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所作的战略调整这类事态的发展。这类事态不仅反映了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而进行的挣扎，而且也包含着为挽救资本主义颓势、与社会主义进行较量的内容。这类事态，不仅影响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且也关系到当前国际关系走势和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总之，我们在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时，既要有对各类事态发生及其作用的敏感性，又要有对事态发展及其趋势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要善于发现矛盾，科学分析矛盾，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争取做到遇事不慌、处事不乱、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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