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情正变糟之时，“数字”（银行的流动性与偿付能力）仅是管窥蠡测而已。很明显，其他诸因素正显露出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佐证于此）。事情在何处开始变糟？原因何在？可有亡羊补牢之策？

　　银行作为资金富余者与渴盼借钱者之间的中介。简言之，银行靠“玩”钱而挣钱的。在某些文化与传统下，此视为内在的不道德。但在这儿，则认为是完全可接受的，甚乃视之为经济运行顺畅所不可或缺的。然而，过往的事例已清晰地显示事情是有可能变糟。如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Rajan）所言：“银行业仅有少许的支柱，去‘拴’住银行家们的道德品行，而使得‘挣钱’成了银行家们的主要指针了。”接着，问题是“银行该为谁谋利？”

　　在2000年之前，银行对其客户、员工以及股东，均予以关切。换言之，银行注重所有的利益关联方的利益。当在新千年以来，银行越来越仅是去关切股东一方的利益了。“价值管理（Managingforvalue）”成了新的信条。此转变造成了银行家决策的失调，阻碍了银行本应的业务开展方式，并致所有参与方（亦含银行家自身）问题缠身。“价值管理”引发了短期的、工具性思维。客户成了工具，为的是最大化利润，进而增加股东价值；员工招聘，是基于其为银行赚尽量多的快钱（而不是可持续奉献的能力）。

　　银行的董事会去裁撤员工，不时地施行新战略（有时每年都干这么一回）。所有这些，为的是吸引并留住股东的“眼球”，而非是为了银行（或是其客户及员工）的最佳利益。银行在我们的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此角色远在其为股东最大化谋利这一目标之上。银行是为中介：人们将钱存入银行，银行为那些需要钱的，提供信贷。此即银行的主要任务，亦是其在经济体系之中、吾等社会所应扮演的主要角色。此是银行的社会义务。与其他公司类似，银行亦担着某一特定的角色。银行需致力于以平衡的方式，扮演着恰宜的角色，为的是留住其客户及潜在客户的信任。若银行没能担起应当的角色，且无相应的机制去阻止那些过激的事①，此信任将遭侵蚀。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话题：对银行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②，有哪些弥补之策？此差距部分是由于一些银行家的不道德的行为所致。首要的弥补之策，是严厉并持续地惩治之。有人觉得此“痛击”当继续，直至银行纠正其自身的错误为止。然而不该忘记的是——不能没有银行。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对于一个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此外需牢记的是，一项持续的抨击，可能会产生负作用。如人类学家尤里斯?

　　卢因迪克（JorisLuyendijk）③所指出的：（老这么去抨击），银行家们不但不去反省自身，反而会对公众的意见，变得越来越淡漠了。银行家们并没改变其行事方式，而是等着这阵的危机与抨击的“风头”过后（公众也就淡忘了）。或许，他们期盼的是一旦经济再次勃兴，所有的人将对他们所犯下的错误，予以宽恕并遗忘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若“痛击”不是办法，那该怎样去弥合社会与银行家之间的“鸿沟”？当然，银行的魅力攻势④将不会奏效。任何的此类攻势将是徒劳，因为大众对银行已鄙之入骨。且无论怎样，“行胜于言”。因此，对于银行家们，最好的是静默地、恰如其分地干好自己的工作，这也是社会所期望的。

　　或者，如有时大家所建议的，通过在每家银行均设立一个“道德办公室”，就可解决问题了吗？但其风险在于组织的其他部门或员工可能认为，在道德问题上，他们不再担心自己的领导了。若生发了此现象，道德办公室的设置，可能就适得其反了：不是将组织打造地更合乎伦理，而可能成了摆设。①因此，对于设置道德办公室为“第二道防线”，无需去紧盯；我们应当集中于道德的“第一防线”：银行家自身。另一可选之策，是对金融部门颁布更多的规则。当然，当中的一些规则是实有必要的。如，巴塞尔协议三所要求的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然而，额外的规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对于所有的新规，都有着相应的突破此规定的“创造性”办法。通过制定新规，并不能使银行家们的贪婪更少，或使之更道德。抛却对所有细节的过度管控，我们应聚焦于银行家们所制定的决策上。

　　这一点（即决策是如何制定的），是值得更细致地去探究。一家银行，为其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所辖制，是他们决定了银行的战略及其关键目标。这些决策对银行业务的开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前例的“价值管理”的理念所证明：一个被误导了的决策，可能引致诸多所不期望的后果。这样看来，我更愿意去关注银行家们该怎样决策。一个古典的品德“Prudentia”——现今为“审慎”之意，需要我们的反馈、仔细研究以及平衡地决断。

　　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反映到银行实践中去，该是哪副模样？在实践中，意味着银行家们将不是仅盯着某一特定的利益，而是平衡所有的利益关联方的利益。不会仅关注股东，或某一特定类型的客户的利益。银行家们需要审慎行事，将社会责任放到心坎上：即成为一名可信的中介。

　　因此，成为一个“审慎”的决策者，银行家们应：

　　●细查哪些方面的利益，正摇摇欲坠，被侵蚀了；

　　●平衡参与方的各异的利益；

　　●对各关联方的行动，予以反馈；

　　●展示自身的“中等风险偏好”特性。

　　经由审慎且均衡的决策，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担当，银行家们将重获信任，此信任可助达到运行的最佳状态。近年来，荷兰央行越来越聚焦于公司治理的善治，并将监管视域扩充到“盈利模式、商业行为以及商业文化”中去。在监管其行为与文化之时，我们希冀银行的高层能成为更有能力，更具谨慎的决策者。试举两例如下。

　　其一，对有着抱负的银行董事会成员的“适当性人选”（fitandproper）之测试，变得更全面、更彻底。添加了一些要求，诸如对外部的变化发展要感知灵敏，有能力做出均衡的决策，对结果勇于担起责任等特质。这样的要求，是期望银行的董事们能成为更有决策力的决策者。

　　其二，对公司治理的监管，如今央行亦涵盖了“董事会效率”这一项。通过董事会的会议期间，对董事们行为的观测，形成对该项的测量。如：主席是否太独断？董事会是否真的能掌控全局，而不仅是橡皮图章？董事们是怎么沟通的？

　　本文探讨了关于道德与金融部门的危机，举例阐释了作为一个强健经济的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的银行，是如何去重塑信任的。对当前信任危机的补救，不在于对银行家们的“痛击”，亦不是所谓的“魅力攻势”，也不是设置某一道德办公室，更不是颁布更多的监管规则。银行家们需再次成为一名审慎的决策者。此将重建平衡，使银行达到功能最优、运行最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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