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碳排放总量为因变量, 以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第二产业比重、能源消耗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为解释变量, 基于1992—2016年的数据, 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提升等三条路径促进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格兰杰因果检验得知, 这三种影响具有相互作用;同时, FDI会增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 导致碳排放增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低碳经济; 投资洼地; 格兰杰因果检验;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FDI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China was also paid attention to.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de an empirical research for FD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 with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s, with FDI, per capita GDP, R&D investment,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industry,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from 1992 to 2016 year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DI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 th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ncome promo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low-carbon economy. Moreove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Grainger causality test, three effects were not isolated, but mutually influenced of. At the same time, FDI would also increas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carbon emissions. Finall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　FDI; low carbon economy; investment depression; Grainger causality test;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发展强劲, 已成为促进国际间经济联系的重要力量。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公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75万亿美元, 约为1980年的35倍。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等因素, 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统计资料显示, 2007—2016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达到10877.9亿美元, 新设外商企业累计约27万个, 位居世界前两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还带来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思想。随着人类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生态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 我国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低碳经济, 了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1、 FDI对东道国的影响综述

　　1.1、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学术界围绕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 但观点不一。Birdsall等利用特殊案例法和计量经济学两种工具, 研究了FDI在东道国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FDI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孙德红基于我国1991—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发现, FDI的不断增加能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发展[2]。陈艳华、韦素琼的研究认为, FDI对我国大陆经济增长存在短期负向、长期正向的作用, 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则保持长期正向且影响幅度较大。进一步对不同投资来源地的国际比较发现, 台湾地区对大陆经济的贡献远低于日本、美国、韩国和香港特区的FDI[3]。岳武选取我国2003—2014年17个省份的数据, 构建联产方程组, 研究FDI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结果显示FDI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负面影响是显着存在的[4]。

　　1.2、 FDI对东道国技术的影响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可引进先进技术。因此, FDI对东道国技术的影响不言而喻, 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Porter、Linde研究发现, 外资企业可把清洁技术和创新理念带入东道国, 通过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 改善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益, 节约要素资源[5];温丽琴通过对我国1996—2008年数据进行面板分析, 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创新能力、研发支出、人力资本等方面均有促进作用[6];胡卉君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FDI对我国汽车行业的影响, 认为FDI对我国汽车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成果的产出, 但对外观专利和实用型设计产生了挤出作用[7];王恕立、王许亮实证分析了FDI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服务业的FDI显着抑制了全国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8]。

　　1.3、 FDI对东道国社会的影响

　　FDI的进入会影响到东道国的就业、产业结构、福利水平等各个社会层面。Michiewiez等对四个中欧国家的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FDI在东道国就业创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9];沈桂龙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现有文献关于FDI与东道国社会福利的研究思路及其存在的缺陷,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标准测量函数, 为研究FDI的社会福利效应提供了全新的视角[10];韩新采用我国38个行业2002—2011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 认为FDI对我国全行业的就业数量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小于内部投资的拉动作用[11];李连波的实证研究显示, FDI对人均GDP的增加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 相比东部沿海地区而言, FDI对非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溢出效应[12];栾申洲研究认为, 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结构优化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 这主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目前正处于“U”型的底部, 即经济转型关键期[13]。

　　1.4、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成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部分学者认为FDI流入促进了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改善了高能耗、高碳排放量的状况, 加快了经济发展, 有利于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持正面观点的研究成果有:Eskeland、Harrison的研究表明, 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 外资企业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些优势可改善东道国落后企业的生产状况, 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提高[14];Acharkyya以1980—2003年印度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 用EKC曲线模型和协整检验方法全面分析了FDI流入量与印度环境之间的关系, 结果认为FDI流入量增加导致印度碳排放量减少, 提高东道国环境的质量[15];杨丽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FDI对碳排放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清洁能源利用等指标的影响, 结果表明:从长期看FDI对环境质量的提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16]。持负面观点的研究成果有:Javorcik、Wei选取欧洲24个国家典型企业的数据, 以CO2、铅排放等作为研究指标, 分析得出FDI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东道国CO2、废水等的排放量[17];Jorgenson以氮氧化物和CO2为指标, 选取39个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影响作用, 结果发现FDI的流入与东道国的CO2排放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即会阻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改善[18];刘畅通过对我国1999—2009年外商对华投资与碳排放量现状的分析, 认为FDI会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 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19];李泉、马黄龙基于全国39个城市近十年的面板数据,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分析了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研究得出FDI资金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曲线呈“U”型, 且处于曲线的左半段, 说明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吸引的FDI是清洁型投资, 能有效缓解当地的环境污染[20]。

　　总之, FDI对一国的影响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 且这些影响是复杂和多变的。由于现有实证研究成果选取的指标不同, 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的差异, 得出的结论会大相径庭。值得深思的是, FDI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路径和影响程度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而这恰恰有利于为我国进一步甄选优质的FDI提供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与指标数据

　　2.1、 模型假定

　　为了更好地研究F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结合Kaya、Antweiler W等的分析方法和对模型的设定, 从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选取的指标包括: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FDI)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AGDP) 、研发费用 (RD) 、第二产业的比重 (HI) 、能源消费总量 (ES) 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CI) 作为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我国的碳排放总量 (TCM) 。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异方差的问题, 加之取对数并不会改变变量间的趋势和方向, 即不会改变变量的性质, 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设定时对变量采用取对数的形式, 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2.2、 因变量及其数据来源

　　碳排放总量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总称, CO2是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CO2的产生主要来自能源消耗、燃料逃逸、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林业等。其中, 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占工业国家CO2排放量的90%。目前, 我国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仍将保持, 因此本文将利用碳排放总量来显示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

　　由于我国的碳排放监测体系不够完善, 因此很多学者都是采用能耗碳排放总量来表示[21]。本文采取的碳排放总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 TCM代表碳排放总量;Si代表各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Fi代表各种能源的碳转换系数;E代表能源消费总量。其中, 各能源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例和能源消费总量可在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查得。鉴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转换系数标准不同 (表1) , 本文将采取各能源转换系数主要研究的平均值, 以此测算我国的碳排放总量。

　　2.3、 自变量及其数据来源

　　FDI是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亿美元, 按当年汇率转换成人民币) , 直观展现了我国吸收外资的能力, 其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AGDP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 是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基数的比值,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用来反映经济规模。由于我国人口多, 单纯考虑GDP缺乏固有的科学性, 因此本文选取AGDP。HI是指第二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 , 主要反映产业结构, 该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RD是指科研经费的投入 (亿元) ,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 该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ES是能源消耗总量 (万t标准煤) , 是反映全国能源消费水平、构成与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 该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CI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该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上涉及货币计量的数据均以1992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 具体指标的原始数据见表2。

　　表1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转换系数标准

　　表2 1992—2016年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3、 F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运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如果数据不平稳, 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伪回归, 其结论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因此, 本文选用Eviews 8软件对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进行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检验。检验结果表面, 序列ln TCM、ln AGDP、ln CI、ln ES、ln RD、ln F-DI、ln HI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基于此, 本文对涉及的变量分两步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式 (1)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OLS估计) 得到回归方程为:

　　由回归结果可知, R2 (R2=0.999282) 和调整后的R2都非常接近1, 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值 (F=5570.325) 远大于5%显着性水平的临界值, 表明该方程的线性关系是显着存在的。用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得出, 残差的ADF统计值 (-5.585507) 小于5%的临界值 (-2.991878) , 残差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因此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可知, 碳排放总量与选定的各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各变量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关系, 本文主要选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P值<0.05时拒绝原假设) , Eviews8.0检验结果显示, 碳排放总量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FDI不是碳排放总量的格兰杰原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互是格兰杰原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FDI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总量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但FDI不是能源消耗总量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产业比重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在10%的水平下FDI是第二产业比重的格兰杰原因;在10%的水平下科研经费投入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但FDI不是科研经费投入的格兰杰原因。

　　4、 分析与讨论

　　综上所述, 碳排放总量能有效地被FDI、AGDP、RD、HI、CI、ES解释, 本文将从经济、技术、社会、环境四个层面分析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经济方面———FDI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回归结果显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碳排放总量呈负向相关关系, 其系数为-0.142939, 在所有负相关解释变量中数值最大。自2005—2015年, 我国以年均5.1%的消费能源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9.5%的增长, 累计节能15.7亿t标准煤, 相当于减少了36亿t CO2排放。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尚未进入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右侧, 解振华提出我国争取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高峰。因此, 我国的碳排放总量仍在继续增长, 只是增速放缓。此外, 根据相关性检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推高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此外, 外商投资的引入还会带来先进的绿色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些优势通过技术效应和示范效应有利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从而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

　　技术方面———FDI和研发经费投入:由回归结果可知, 科研经费投入和碳排放总量呈负向相关关系, 数值为0.026527, 绝对值在所有解释变量中位居第五, 说明研发增长有利于减少碳排放, 但与其他解释变量相比, 研发经费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 且FDI与RD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 FDI进入我国大陆首先增加了研发经费的支出, 进而带动技术创新和低碳技术的发展, 有助于碳排放降低, 这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设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将给我国带来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国内技术研发的解释。科研经费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可推动我国产品创新和服务的发展, 降低能源资源的比重, 有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社会方面———FDI和能源消耗总量、产业结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回归结果表明, 能源消耗总量、第二产业比重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碳排放都呈正向相关关系, 系数分别为1.076757、0.225934、0.142026, 且能源消耗总量和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的贡献在所有解释变量中最大。即能源消耗越多会直接导致碳排放的增长,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高, 碳排放量会越多。进一步的格兰杰检验可知, FDI是HI的Granger原因。即FDI的流入增加会使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我国开放的外商投资领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鼓励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高新技术产业、新材料制造业、清洁能源产业等领域, 但外商在华投资发展是不均衡的, 突出表现为FDI在三次产业之间呈非均衡分布。其中, 第二产业一直是FDI的投资重点, 投资比重高达70%;近年FDI在第三产业的投资开始加速, 但投资比重仍不足50%;第一产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即FDI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发生转移。随着我国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的逐步落地和实施, FDI进入我国的物流运输、教育卫生、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等服务性行业的比例越来越多, FDI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 有助于节能减排和低碳化经济发展。此外, FDI会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与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普遍提供较高的工资待遇不谋而合, 因此FDI有利于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环境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与碳排放总量: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 FDI对我国碳排放量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系数为0.019314, 是所有解释变量中系数绝对值最小的, 表明随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的碳排放量将减少。但与其他变量相比, FDI对碳排放的贡献最小。从总体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只是目前这种作用较有限。现有文献得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 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 本文将从长短期影响来进行解释。在早期, 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大陆市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对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相对较低的原材料成本、不成熟的环境管制等, 有利于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公司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总量, 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 由于我国大陆市场的不成熟和不充分, 跨国公司并未将先进的低碳技术转移到我国, 导致由此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着。但随着我国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尤其是政府越来越密切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我国将吸引更多地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外资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更好地利用外资企业丰富的管理经验, 并大力推动依靠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向低污染、低排放产业进行转移,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推动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低碳经济之间的积极关系逐渐显现。此外, 我国市场的日渐完善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不断开展技术创新, 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有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1992—2016年的数据对FDI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从经济、技术、社会、环境四个层面分别选取相应的指标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FDI、AGDP、RD、CI与碳排放量呈负向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科研投入的增加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HI、ES与碳排放呈正向相关关系, 即第二产业比重、能源消耗总量的增加将会拉高碳排放。综合分析认为, 从FDI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FDI有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可能的影响路径主要有:FDI通过技术、产业和收入影响我国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 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格兰杰因果检验得知, 三种路径并非孤立作用, 而是相互影响的;FDI的进入会增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 导致碳排放增加 (图1) 。

　　图1 FDI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影响路径

　　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实现FDI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从政府和外商投资企业两个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1) 政府层面, 制定政策、完善法律、加强引导。政府应吸取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 立足本国国情, 制定科学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 牢牢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势, 同时应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可操作的明细化措施, 并将低碳经济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战略,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各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开放、鼓励并引导外资流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 特别是回报价值高的金融、教育、新能源、医疗卫生等行业, 在提高外资质量的同时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2) 外商投资企业层面, 要注重创新、坚持节能环保、研发低碳产品。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持续推进, 执行力度不断加大, 外商投资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积极响应我国政府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 制定严格的低碳技术开发计划, 积极与研究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 奖励创新型人才, 在企业内部形成科技环保的良好氛围。结合自身特点, 外商投资企业应不断提升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水平, 努力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和企业的生产效率, 多渠道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 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通过环境技术创新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外商投资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 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倡导绿色理念, 借鉴西方国家低碳生活的潮流趋势, 生产环保型产品, 满足我国消费者日益高涨的高品质、低污染的消费心理需求, 这样才能不断占领利润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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