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提出以来, 一直被经济学界拿来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进行相比较。供给侧结构性理论实际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改革理论与解决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首先通过比较与分析发现, 两者在理论基础、核心政策主张与主要任务等方面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存在明显差异, 同时提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的创新, 因此, 要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 就要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 理论创新; 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 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重要部署的第一位。这是党中央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时刻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选择, 符合国际发展大势和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要求。作为目前中国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一场改革也是解决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的创新性解决途径,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提出以来, 一直被经济学界拿来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进行相比较。实际上,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虽属于供给方面的管理理论范畴, 但又有别于过往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两者在理论基础、核心政策主张、主要内容等方面均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存在明显不同。从理论方面上看, 其在内涵、重点任务等方面均形成了较系统全面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一、供给管理的理论上的创新

　　(一) 供给管理的理论思想上的创新

　　批判性吸收西方供给管理理论的精华, 形成更全面、更系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

　　对于经济发展中供给的管理并非是中国的特创, 也不只是理论上的探讨, 究其理论根源, 可追溯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里根经济学”和英国“撒切尔主义”便是对供给管理的最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 英美等国家相继走出了经济衰退的泥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有着自己的国情, 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的供给学派理论。但是, 不影响我国在批判的基础上“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吸收西方供给管理理论的精华部分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涵义是指即是从供给这一侧入手, 以改革为手段, 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 以结构性调整为内容, 以供需两者平衡为最终目的一场改革。与西方供给派理论相比, 共同点:一是在面临需求管理失效的情况所提出的解决途径;二是着眼点都是供给一端;三是目的都是通过调整供给端, 最终达到供需平衡。

　　但是, 与西方供给派理论相比,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更为系统、全面、严密、科学的供给管理的理论体系。

　　供给学派并不是一个体系严密、理论统一的经济学流派, 在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已体现了这点。西方供给学派的两个突出特征:激励和减税。有学者评价:总的说来, 供给学派在经济理论上是比较薄弱的。它只是注重经济政策的一个流派。托马斯·J·海尔斯通尼斯说:“供给经济学是通过商品和服务供给效应方面的多种手段措施, 为了调节经济增长和促进物价稳定而提供的一种政策研究。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针对刺激的政策手段的研究, 通过刺激劳动者、企业等生产主体, 使其努力增加供给的积极性。这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相对全面的结构质量上提升与内容调整的改革明显不同。更具体地说, 与美国“里根供给经济学”强调的刺激供给主体的政策研究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供给经济学”注重私有化政策研究均不同,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研究强调相关经济制度创新研究, 即主要强调通过推动一系列制度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 推动新主体、新动力、新产业的产生、培育与成长, 是由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改革、人才引进机制改革、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改革、金融财政体制改革等结构性改革相配套。说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仅是一种政策刺激, 更是一种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短期调整与长期增长的有机统一, 也是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有机统一, 是更为系统、全面、严密、科学的供给管理的理论体系,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

　　(二) 供给管理的政策核心主张上的创新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问题强调的政策的核心主张为减税与英国的“撒切尔供给学管理”主张的国企改革私有化不同,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出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政策的核心主张, 也就是改革的五大重要任务。这是基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救市, 通过需求刺激的政策预期效果不理想, 经济下行压力却继续加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特征: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 经济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 尤其是制造业的“供需错位”问题突出。这些特征的显现从全国来看, 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表现得尤为突出。继续加大需求侧要素的投入而不调整供给侧的结构只会使“供需错位”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另外, 西方的供给管理在政策上还有一条重要的主张———削减社会福利。这与中国供给侧改革核心主张中的补短板是恰好相反的。因为, 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无论是在水平上还是覆盖面上都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差距。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社会政策托底”, 这要求不仅不能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减轻财政压力, 相反, 要全面提高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水平, 进行“补短板”, 以真正达到“社会政策托底”的要求, 对其他四方面的改革与任务的完成产生辐射与联动作用。

　　因此, 中国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核心主张的五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既是对过去沿用的需求侧管理的经济手段进行反思, 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核心主张的创新。

　　(三) 供给管理的理论目标创新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为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快速平稳的增长, 并且实现经济的繁荣, 但是将目标进行细化却与西方供给经济学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该项改革的目标并不仅是将市场经济转变为自由放任的形式, 将滞胀所带来的困扰进行解决, 而是寻求有效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以及当中的效率, 增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将社会生产水平进行全面、大幅度提升。因此, 相对西方经济学理论,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管理理论体系中的有效目标的制定, 有着较大的创新性。该项改革目标的有效实现, 尽管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长时间的检验, 但是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进行分析, 不会存在太多的经济学辩论。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

　　改革开放40年来, 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 对于经济发展主要强调需求侧的管理, 也就是主要靠刺激“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实际的, 也由此创造了令全国瞩目的成就。以广东为例;1979~2007年是广东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GDP连续28年位居全国首位, GDP增长率高达14.5%, 其中, 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GDP作出了重大贡献, 年均增长分别是:22.4%、8.4%、22.9%, 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然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为保增长和稳增长, 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出手救市, 但是这一需求刺激政策却未能达到较好的预期效果, 主要表现为: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下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据数据统计:2009年, 我国新增M2与新增GDP的比值一度达到4.7, 较此前的比值在1.0~2.0有较大幅度提升, 但随后, 又迅续到2.0左右。这一比值变小反映的是单位货币投放的产出效应变弱, 也即需求的政策刺激效果变弱。二是GDP增长率继续下滑,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仍以广东为例;2009~2007年, GDP增长率由14.5%跌至9.5%, 之后一路下滑, 2015年8.0%。2007~2015年间, 广东固定资产投资由18.0%跌至1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6.2%跌至10.1%, 出口由20.2%跌至-3.9%。三是造成的通货膨胀所带来负面影响日益严重。需求管理三大政策中其中一条就是加大投资, 通过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 在短期内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效果, 但同时, 也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 如能源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业泡沫加大、地方债务压力加大、实体经济萎缩, 企业、银行杠杆上升等负面影响日益严重。

　　只有认清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针对其应对政策及实际效果的深层次分析, 才能为政策研究方向与路径选择提供足够的实践经验。

　　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建议

　　通过分析, 认清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端, 因此,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照搬西方供给学的一套理论与实践, 而是应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实际, 对西方供给学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借鉴, 学习其确实有效的政策与手段, 同时完善其所忽视的方面, 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径。

　　(一) 强化市场的作用, 建设服务型政府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市场自由, 弱化政府干预, 实际是过度迷信市场的调控作用, 这容易导致市场竞争中不良因素没有得到较好的调控, 因此, 政府让位市场并不是最佳的定位模式。十八大提出,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次大会都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的服务型定位, 这两者的定位提出在目前改革中强化市在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的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又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强化服务功能。既不失公平又能较好地调节经济, 防止人为扭曲, 有利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 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内在要求。

　　(二) 强化改革预期, 减少社会阻力

　　改革预期是改革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如果社会各方对改革政策的预期越强, 就能越快地按其要求, 尽早调整个体行为, 改革的社会阻力就会减少, 从而促进改革的相关政策又快又好地落实。如果市场参与者中, 个体发现政府的改革预期并不是很强, 就会存在较强的机会主义, 地方政府或个人或以按兵不动或以伺机等待、缓慢推进等方式, 期望躲过改革周期, 如果是这样, 就会有较大阻力的社会团体, 严重影响改革进程。因此, 要通过政府政策督导、社会媒体宣传、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来强化民众对改革政策的预期。

　　(三) 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关注民生

　　如前所述, 中国社会福利无论是水平还是地域的覆盖面上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是不可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削弱社会福利以减少政府财政压力的方式推进改革。相反, 还要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关注民生, 才能产生辐射与联动效应, 促进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 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巨大社会福利差异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能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 很大程度制约了农民在城市的消费, 进一步制约产能过剩、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等问题的解决。因此, 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关注民生是改革中不应忽视的一项重要工程。

　　(四) 构建科学的改革评价体系, 引导改革的正确方向

　　构建科学的改革评价体系, 能正确称量改革成效与掌握改革进度, 最重要一点是, 为改革参与者在落实过程中提供正确方向与目标引导。具体而言, 对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五大重要任务, 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较大, 在构建改革评价体系前要深入调查研究, 针对不同地区从宏观上可以设定相应的目标。如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较多的产业存在过剩产能, 因此, 设立去产能目标, 与改革的总体要求一致, 但是, 在广东粤西地区, 工业相对欠发达, 尚需大力发展工业, 不存在过剩产能。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笼统设立“去产能”的目标。总而言之, 只有加强各地调查研究, 设立科学的改革评价体系, 才能引导改革方向, 防止改革过程中, 出现政策传导的变异与人为扭曲。

　　四、结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全面的、复杂的艰巨任务, 关系中国经济能否平衡、顺利度过经济新常态, 解决经济主要矛盾, 保持中国平稳发展, 因此, 只有在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的创新成果, 深刻领会政府政策制定及实施的重要指导意义, 辨明复杂情况下应坚持的底线与政策方向, 才能更好的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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