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落实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必须将稳就业作为优先目标。经济学理论逻辑证明， 只有就业稳， 人们的收入预期才能稳；而人们的收入预期稳， 消费需求才能稳， 由此才能有效地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外贸。实现优先稳就业的目标同时需要政府宏观政策的配合：一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加力提效， 并立足于供给侧重点推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 稳健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中性， 确保货币供应松紧适度。

　　关键词：稳中求进； 稳就业；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要求今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央为何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并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围绕“稳就业”政府宏观政策又该做怎样的安排？本文将对以上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进行讨论。

　　一、中国经济稳中求进要优先稳就业

　　中国经济要稳中求进， 必须优先稳就业。为何要将稳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其基本理论逻辑是：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必须先稳定消费需求；要稳定消费需求， 必须先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而要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 又必须以稳定就业为前提。对以上“六稳”的内在逻辑关系， 我们可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

　　（一） 投资、消费、出口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一驾马车

　　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重点研究了投资、消费与就业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要实现充分就业， 政府必须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后来有学者将凯恩斯的结论进一步扩展， 提出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言下之意， 扩大就业可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发力。

　　“三驾马车”的说法流传甚广， 而且已有不少经济学者将其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就业问题。而本文要指出的是， 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 三者合起来才是一驾， 其中消费是“马”, 投资是“车”, 出口是车后面的“货箱”.这是说， 车和货箱并不是马车， 它们要靠马去拉动。

　　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解释。从经济学的学理逻辑讲， 我们说消费是“马”、投资是“车”, 因为投资需要以消费为牵引。一驾马车若没有马在前面拉动， 车不可能行走；同理， 若没有消费需求作牵引， 投资也就没有动力。我们知道， 投资 （生产） 的目的是满足消费， 若是消费需求不足， 扩大投资所形成的必然是产品库存和无效产能。显然， 这样的投资对扩大就业毫无意义。

　　目前有一种观点， 认为扩大投资也能增加就业。不错， 扩大投资确实可以创造就业。但从整个需求链条看， 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 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 若没有消费需求， 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创造就业是饮鸩止渴， 对生产过剩无异于火上加柴。若产品长期压库， 投资无法回收， 资金链迟早要断裂；而资金链一断， 大规模失业将不可避免。

　　另有一种观点， 认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可用扩大出口来弥补， 人们将“出口”看作拉动经济的马车， 恐怕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事实上， 这种看法是错的。亚当·斯密早就论证过，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 而在存在国际分工的前提下， 一个国家出口是为了进口他国商品， 并通过进出口贸易互通有无， 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按照亚当·斯密的分析， 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 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只出口、不进口， 就意味着该国主动放弃了分享国际分工收益的机会；而出口多、进口少， 也表明该国未对等地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这样看， 一个国家要平等地分享国际分工收益， 就必须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积极进口。可问题就在这里， 若一国出口多少也进口多少， 它怎可能用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呢？

　　由此可见， 出口也不是一驾独立的马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中央强调“稳外贸、稳外资”, 主要不是要用“外需”替代“内需”, 而是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往深处想， 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其实也是进出口。引进外资是出口商品， 只是商品未离开国境；对外投资是购买外国商品， 不过未将商品买入国境。既如此， 一个国家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当然既要稳外贸， 也要稳外资。

　　（二） 就业、收入、消费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

　　分析了投资、消费、出口的关系， 让我们再看就业、收入、消费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扩大就业离不开投资， 而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 消费需求增加才能带动投资增加。既然投资由消费需求带动， 那么消费需求又由什么决定呢？

　　一般地讲， 消费是由收入决定。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 大多经济学家也都这么看。然而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家的看法却有了改变。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 开篇就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何为“一连串事件”?他解释是指一连串消费活动。如某人拥有10万元， 其中7万元用于消费， 这7万元是他的收入；余下3万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资产 （如储蓄、股票等） .显然， 在费雪看来收入分两种：狭义收入等于消费；广义收入大于消费。

　　凯恩斯虽然不否定收入对消费有决定作用， 但他认为消费不会随收入同比例增长。为了说明一个国家消费需求为何会不足， 提出了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意思是：随着人们收入增加， 消费也增加， 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 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 （消费倾向） 会下降。从增量看， 一个人收入越高， 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 故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并不一定同步。

　　当然， 也有经济学家坚持消费由收入决定的观点， 而且对如何看待“收入”提供新的视角。莫迪利亚尼根据他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 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 有储蓄；老年时， 消费会大于收入， 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 一个人一生的消费仍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

　　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 所谓持久收入是指3年以上相对稳定的收入。根据这一划分， 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此假说认为， 决定消费的主要是持久收入而非现期收入。后来有学者做过大量的验证， 其结论也与“假说”一致。是的， 现期收入对消费会有影响， 但确实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 但若持久收入高， 他可以从银行贷款增加消费。于今消费信贷风靡全球， 足以证明消费需求与持久收入有关。

　　可是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 持久收入是预期收入， 如果收入预期不稳定， 消费也会不稳定。那么如何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呢？经济学的答案：要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必须先稳定就业。道理简单， 社会上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 对工薪阶层而言， 只有就业稳收入才能稳。正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中央将“稳就业”作为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优先目标。

　　坚持就业优先， 目的是通过稳就业来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人们的收入预期稳， 消费就会稳；而消费稳不仅能稳定国内投资， 同时也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就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总体思路是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扩需求、稳就业。

　　（三） 怎样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就业

　　作为扩需求、稳就业的中国方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3个关键词：一是结构性， 即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二是供给侧， 即改革从供给侧发力；三是改革， 即主要用市场机制解决结构问题。可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学派， 也不同于供给学派。凯恩斯主张政府从需求侧管理经济， 强调的是总量平衡而非结构平衡；供给学派虽然强调供给侧管理， 但重心也不是解决结构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实就是要从供给侧扩需求、稳就业。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近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关系。从近期看， 要重点解决好当前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 激活国内需求潜力；从长期看则是建立从供给侧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 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 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

　　从供给侧扩需求、稳就业， 当务之急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用更有效的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可是目前有一种观点， 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只是供给侧的存量调整， 与扩大内需没有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 中央要求“去产能、去库存”, 就是为了给有效供给腾空间， 就是在调整国内的供求矛盾；“去杠杆、降成本”, 目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 为满足国内需求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而“补短板”则是为了实行进口替代， 将消费者的国外需求转化为国内需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 “三去一降一补”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果已得到显着提升， 但这并不等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大功告成。应该看到， 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某些产业或行业甚至还比较严重， 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 在战术上继续打歼灭战。同时， 还要注意将近期任务与长期目标保持衔接， 要把改进当前供给质量与建立合理的供给体系结合起来， 在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

　　在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 首先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最终形成从供给侧持续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 使我国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需求， 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供求脱节问题。

　　具体在操作层面， 要推动4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强化企业的市场需求导向；三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增强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四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优化供给结构， 进一步提高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

　　二、优先稳就业与积极财政政策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可至今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并不一致：有人将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将我国结构性减税等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那么应该怎样认识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实现优先稳就业的目标， 积极财政政策又该如何加力提效？本文认为要把握3个关键点。

　　（一） 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

　　经济学家通常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中性、紧缩等3种类型， “积极财政政策”是由中国政府最早提出，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这概念。一个时期以来， 不少人将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立足于需求侧， 旨在扩需求；而积极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供给侧， 目的是改善和推进供给。

　　我们知道， 20世纪30年代前， 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是“财政健全原则”, 主张政府以收定支， 财政不得列赤字， 而且年度预算要平衡。1929~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后， 政府为了刺激投资， 财政开支剧增， 导致政府预算普遍出现了赤字。1936年，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 又从理论上为赤字预算提供了支撑。

　　20世纪4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 主张财政政策应该交替扩张或紧缩。在经济萧条期， 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增加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期， 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 缩减政府开支， 降低社会总需求。汉森指出， 虽然经济萧条期财政有赤字， 但经济繁荣期财政有盈余， 用后者盈余弥补前者的赤字， 从整个经济周期看， 财政预算是平衡的。

　　可以看出， 无论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汉森的补偿性财政政策， 重点都在需求管理。而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 重点却在供给管理。这里有个问题想问读者：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何要选择投资基础设施？也许你会说， 当时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的短板。不错， 那时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确是为了补短板。可补短板是供给管理还是需求管理呢？你会答是供给管理对不对？

　　再看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对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提出了4项举措：适度提高赤字率， 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更大规模减税， 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进一步调整供给结构；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 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毫无疑问， 以上4项举措都是结构方面的措施。由此可见，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不同于凯恩斯和汉森的政策主张， 其着力点侧重于供给端。虽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也有扩大需求的效果， 但目标取向却是针对结构而不是总量。说得具体些：积极财政政策是从供给侧发力， 通过改善结构更好地满足需求， 进而拉动需求。

　　进一步分析， 一国经济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总量平衡， 而且更需要结构平衡。总量平衡不一定保证结构平衡， 但结构平衡却有助于总量平衡。举大家熟悉的例子。前些年国内库存增加， 产能严重过剩， 从总量看说明国内需求不足；可同时国内消费者却舍近求远购买大量境外商品。何以如此？真实的原因， 是国内供需结构失衡。如果供给结构能适应需求变化， 国内需求就会增加。正是在此意义上， 我们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内需。

　　（二）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减税而非发债

　　前面已经分析过， 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了从供给侧支持调结构。而对政府扩大投资来说， 有两种方法， 一是赤字预算 （发行公债） ;二是加征税收。这里需要讨论的是， 政府发债与加税的效果有何区别？或者说政府在发债与加税之间应该作怎样的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从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桩公案说起。

　　19世纪初， 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 为了共同对抗法国， 英国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支持盟军英国每年需对外援助巨额军费。围绕如何筹措军费， 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 军费是通过加税筹措还是通过发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马尔萨斯分析说， 每年军援若需2000万英镑， 英国平均每人需捐纳100英镑。若采用加税方式， 居民每人就得从自己收入中节约100英镑， 这无疑会减少国内消费， 导致经济紧缩。但如果选择发债， 由于国债当年无需还本， 居民每人只需支付这100英镑的利息， 若年利率为5%, 则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镑的税收。如此， 居民消费可大体保持不变。

　　李嘉图认为， 发行公债与加税的区别， 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政府若不选择加税， 居民当年虽不必缴100英镑的税， 但政府就得发行2000万英镑的国债， 而国债最终要靠征税偿还， 那么来年就得多征2000万英镑的税。正因为今天的国债是明天的税， 于是李嘉图推论说， 为了应付日后要加征的税收， 人们不得不提前储蓄， 结果也会令居民消费减少。

　　对李嘉图的分析， 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赞成。有学者反驳说， 假若政府发行的不是短期国债而是长期国债， 居民当前消费就不可能减少。因为长期国债偿还有相对长的延付期， 而每个人都不会长生不老， 要是人们意识到死亡可以逃避将来的税负， 他们怎会压缩当前消费呢？而且还有学者用消费信贷作例证， 证明李嘉图的观点不成立。

　　1974年， 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发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为李嘉图的观点作辩护。他指出：由于人类具有关怀后代的动机， 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 人们对将来的税负往往宁愿自己承担也不会推给后代， 即便有人知道自己活不到偿还国债的那一天， 也会减少自己的开支而为后代先将100英镑储蓄起来。既如此， 发债与加税并无实质区别， 两者皆会减少现期消费。

　　李嘉图与巴罗的推论， 经济学称为“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我的看法， 若政府只是一次性发债， 此定理无疑是对的；但若不是一次性发债而是持续发债， 该定理未必成立。因为持续发债政府可以用新债还旧债， 无需立即加税；而政府不加税， 也就不会减少居民当期消费。想想银行吧。银行吸收存款其实也是向储户发债， 存款到期需还本付息， 可银行为何能将存款用于贷款？原因是银行持续吸储， 可以用新存款偿还旧存款。

　　据此分析， 政府要扩大投资， 加税不如发债。如果再想深一层， 比如把企业投资加进来考虑， 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作比较， 财政政策应该怎样安排？有一点可以肯定， 政府发债或者加税会挤占企业投资， 而减税却在增加企业投资的同时会减少政府投资。也就是说， 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会互为消长。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在发债、加税、减税之间又该如何取舍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企业既是生产主体， 也是市场主体。与政府相比， 企业对市场信号反应更敏感， 这样对调结构来讲， 扩大政府投资就不如扩大企业投资。而要扩大企业投资， 政府就必须减税。若将此引申到政策层面， 可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加税不如发债， 发债不如减税。据国务院公布的数据：今年安排的预算赤字仅比去年高0.2%, 而减轻税费近2万亿元， 这正好佐证了我们上面的结论。

　　（三）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结构性减税而非全面减税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减税， 但却又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供给学派减税的理论根据是“拉弗曲线”.此曲线说：当税率低于一定限度， 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但若超过这一限度， 提高税率反而会减少政府税收。对个中原因拉弗的解释是， 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经济增长， 令税基缩小， 而税基减少政府税收会减少；相反， 当税率过高时， 减税则可刺激经济增长， 税基扩大， 政府税收会增加。

　　要指出的是， 拉弗主张的减税是全面减税， 而实行全面减税在操作层面至少有两个难点：一是最佳税率如何确定；二是税率高过最佳税率后减税是否一定能增加税收。关于最佳税率的确定， 拉弗曾分析说：当税率为零时， 政府税收是零；当税率为100%时， 政府税收也是零， 故最佳税率在零与100%之间。可在零与100%之间具体怎样确定拉弗却没说， 其实不是他不想说， 而是他也说不清楚。

　　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 是指税收总额在GDP中的占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47个国家和地区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 2008年23个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平均为27.7%, 最高为47.1%, 最低为14.6%;而24个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2.7%, 最高为37.7%, 最低为16%.各国差异如此之大， 恐怕谁也不知道最佳税率是多少？问题在于， 不知道最佳税率， 政府怎么知道该不该全面减税？当年美国共和党内部对减税产生争议， 就是因为对最佳税率认定有分歧。

　　最佳税率难以确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即便知道了最佳税率， 减税能否增加政府税收也不一定。让我们以所得税为例作分析：政府征收所得税的多少， 取决两个因素：一是利润 （应税所得额） , 二是税率。假定某企业投资2000万元， 利润率10%, 则企业利润是200万元。若现行税率为25%, 则政府税收为50万元。现在再假定最佳税率是20%, 根据拉弗曲线， 政府就应将税率从25%减至20%.

　　减税的结果会怎样呢？拉弗认为随着企业投资扩大， 利润会增加， 于是政府税收会增加。在理论上不否认有这种可能， 但拉弗只是讲对了一半。事实上， 投资增加并不等于利润 （应税所得额） 增加， 两者不是一回事。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说：当企业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 再增加投资边际收益会下降。一旦利润率进入下降期， 企业增加投资， 政府的税收却不会增加。

　　还是用上面的例子。政府将税率从25%减至20%, 政府当年减少税收10万元， 企业可增加10万元投资， 这样总投资扩大到2010万元；由于边际收益率递减， 假定利润率从10%降为9%, 则企业总利润为180.9万元， 若按最佳税率20%征税， 政府税收为36.18万元。如此一来， 政府税收与减税前比不仅没增加， 反而减少了13.82万元。

　　可再换个角度思考。企业什么时候减税呼声最高？当然是经济萧条期。经济萧条意味着生产过剩， 此时减税固然可刺激投资， 但若供给结构不变， 扩大投资对过剩不过是百上加斤。企业过剩产能不去， 利润不可能增加。利润不增加， 怎可断定全面减税能增加税收呢？由此看， 供给学派的理论不可简单地照搬。我们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减税， 但重点应是结构性减税。

　　从现实观察， 中国的减税确实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开始减税， 近10年我们一直坚持结构性减税。前不久国务院公布了2019年的减税方案：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对同一行业， 此次减税是普惠性的；可对不同行业， 减税却是结构性的。

　　三、优先稳就业与稳健货币政策

　　我国货币政策近年来一直保持稳健， 可有学者主张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为了稳就业应该转向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此主张显然不可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稳健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为何要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我们可从以下3个角度解释。

　　（一） 货币政策“规则”与“权变”之争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 国际上围绕货币政策发生了一场“规则”与“权变”之争。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 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 在他们看来， 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 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 政府作为“守闸人”, 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 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 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 一股反对“权变”的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 其代表人物是货币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指出， “权变”政策不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 反而容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他认为政府应把货币供应增长率相对稳定在与经济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此主张称为“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为何主张要用“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他通过研究大量的货币资料发现， 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两个“时滞”期：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而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 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 因此， 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正因为存在12~18个月的时滞期， 于是弗里德曼提出推断：由于中央银行无法掌握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 也无法准确预知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 这样央行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时， 往往容易做过头：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 要么对经济紧缩过度。而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 皆会令经济更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

　　费里德曼进一步分析说， “权变”政策虽能在短期内控制失业， 但时间一长失业率便会反弹。因为增加货币供应虽能压低利率、刺激投资， 但随着投资不断扩大， 人们收入会增加；人们收入增加后会对商品需求增加。而需求一旦大于供给， 物价水平上涨就会带动利率上升。如此一来， 又会使投资减少、失业增加。

　　二战以来的事实证明， 实施“权变”政策确实让不少国家经济陷入了怪圈：“为减少失业-增加货币供应-利率下降-投资扩大-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缩-失业增加”.所以弗里德曼说， 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地改变货币供应， 倒不如实施“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并强调“简单规则”是确定货币供应的航线， 只要不偏离此航线， 便可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是的， 由于“权变”政策无法解决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 到1975年前后， 当时世界七大工业国家中有5个实行“简单规则”货币政策， 瑞士、西德、日本曾用此规则成功地控制了通胀；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 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 也把控制货币供应增长作为重要目标。

　　（二） 货币到底是“中性”还是“非中性”

　　追溯理论源头， 最早主张“权变”政策的并不是凯恩斯， 而是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1898年， 他的《利息与价格》一经出版便轰动整个欧洲。关于魏克塞尔对经济学的贡献， 学界公认：他首次将价格分析与货币分析加以连接；并首次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理论”.为方便分析， 让我对魏克塞尔的货币非中性理论作简要介绍。

　　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价格由商品供求决定， 货币供应增减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改变商品的比价， 故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魏克塞尔的看法相反， 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 而且有储藏功能。当人们卖出商品后不马上购买， 货币被储藏， 商品供求就会失衡， 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 所以他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

　　魏克塞尔据此还分析说：由于货币非中性， 要想让商品供求恢复均衡就得用“利率”调节价格。而且借用庞巴维克的“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所谓自然利率， 是指不存在货币时的“实物资本”借贷利率；而实际利率则是指“货币资本”的借贷利率。魏克塞尔指出， 自然利率不同于实际利率， 前者不影响价格， 后者会影响价格。

　　他的推理是这样：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 企业会觉得有利可图而增加贷款、扩大投资， 投资需求增加会推高原材料、劳动力与土地等要素的价格。要素价格上涨， 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 又会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 于是价格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累积的过程。反过来， 若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 价格变动方向相反， 会出现一个向下累积的过程。

　　于是魏克塞尔得出结论：利率与价格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且由于货币的存在， 实际利率往往会偏离自然利率。也正因如此， 要想保持价格稳定就必须适时调控实际利率， 让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今天学界流行的“利率工具论”, 正是由此而来。

　　若不作深想， 上述论证似乎无可置疑。但若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存在诸多疑点。如魏克塞尔说货币出现后实际利率会偏离自然利率就难以成立。根据庞巴维克的定义， 利息是货币时差之价；而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将利息定义为“不耐” （急于消费） 的代价。两人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 即利率高低取决于社会普遍的“不耐”程度， 与借贷品是“实物”还是“货币”无关。

　　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利率是由社会“不耐”程度决定， 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就不可能偏离。魏克塞尔认为可能偏离， 是由于他将利息看成了货币的价格。事实上， 利息并非货币的价格， 也不由货币供求决定。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 价格只能由它交换的商品数量来体现。如一把斧头的价格为10元， 则10元货币的价格为一把斧头。另一个证据， 人类在货币出现之前利息早就存在了， 怎能说利息是货币的价格呢？

　　关于价格上涨的原因， 经济学说：某种商品价格上涨， 是因为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总水平上涨， 则是由于货币供过于求。换句话说， 利率既不能改变某种商品价格， 也不能影响价格总水平。照魏克塞尔的说法， 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 企业会扩贷。可如果不增加货币供应， 企业无款可贷， 利率怎可能拉高要素价格？要素价格不涨， 要素所有者收入不增加， 消费品价格怎么可能上涨？可见， 决定价格总水平的是货币量而非利率。

　　再想多一层：即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可能出现偏离， 请问在货币经济下央行能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么？当然不可能知道。问题就在这里， 既然央行不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 又如何去调控实际利率呢？由此看， 调控实际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一致的说法， 不过是魏克塞尔根据“货币非中性”提出的一种设想。由于“货币非中性”理论不成立， 此政策设想也就没有可操作性。

　　（三） 增加就业是否一定要承受高通胀

　　凯恩斯提出“权变政策”之后， 有学者为了支持凯恩斯的观点， 研究了通胀与失业的关系， 指出了通胀率与失业率会呈反向变化， 即通胀率越高， 失业率会越低；而失业率越高， 通胀率会越低。并在平面坐标图上用一条曲线来反映这种关系， 此曲线称为“菲利普斯曲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 菲利普斯本人当初研究的是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关系。1958年他在《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 分析了英国1861~1957年工资与失业的数据， 他发现历史上工资率上升的年份， 失业率往往都相对低。因此他提出名义工资率变动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

　　菲利普斯今天大名鼎鼎， 可让他走红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文章。1960年， 萨缪尔逊与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文， 他们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础， 用美国的数据替换英国的数据， 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 提出通胀率与失业率也呈反向变化的推论。其政策含义是， 低通胀与低失业不可兼得：一个国家若要保持较低失业率， 就得承受较高的通胀率；若希望保持较低通胀率， 就得承受较高的失业率。

　　客观地讲， 菲利普斯本人的结论并无大错， 但那也只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 因为菲氏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二战前的数据。二战前， 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尚未到来， 机器自动化程度远不及今天高， 那时工资率上升， 表明企业用工需求大， 劳动力供不应求， 失业率当然会下降。可20世纪70年代后， 智能机器的出现使企业对人工需求不再有刚性， 工资率上升， 企业有可能用机器代替人工， 令失业率也上升。

　　那么萨缪尔逊与索洛的结论是否成立呢？事实上， 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质疑， 不赞同简单地用通胀率替代工资增长率。而萨缪尔逊与索洛对为何要作这样的替代曾有3点解释：第一， 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第二， 工资是企业的重要成本；第三， 价格与成本变动方向一致。以上解释看上去无懈可击， 但其实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 现实中价格有卖方价、买方价、市场价3种形式。按成本加成定价是卖方价， 若商品短缺， 卖方价可以是市场价；但若商品过剩， 卖方价便不是市场价。从国际范围看， 市场过剩是常态， 故市场价格通常是由需求决定而非成本决定。这是说， 工资上升会推高成本， 而成本增加却不一定推高市场价格， 此为其一。

　　其二， 商品价格的决定是微观经济行为， 比如商品房的价格， 就是由开发商与消费者讨价还价决定。而通胀率却不同， 它是经济总量指标， 其高低要由货币供求决定， 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 是说只要货币不超量投放， 成本不可能推动通胀， 结构性因素也不可能推动通胀。通胀只有一个原因， 它只能由货币需求拉动。

　　由此来看， 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并不可取， 由此推出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可信。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上升， 而失业率却不降反升。中国近几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通胀率 （CPI） 控制在2%左右， 而就业却大为可观， 政府希望每年增加1000万人就业， 而每年实际增加就业1300多万人， 有权威数据说， 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中国低失业而未高通胀， 证明菲利普斯曲线也不成立。

　　总结以上分析， 至少可得以下3点结论。

　　第一，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 凯恩斯主张的“权变”政策虽然短期内对扩大就业有效， 但长期会加剧经济波动， 令经济陷入“一放就热， 一收就冷”的循环怪圈。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滞涨”是前车之鉴， 中国经济要避免重蹈覆辙， 就应保持定力，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二， “货币非中性理论”与“菲利普斯曲线”是通过历史经验数据归纳的理论， 这两个理论皆经不起事实验证， 说明它们并非是科学的理论， 这样也不能作为支持凯恩斯“权变”政策的理论依据， 既然“权变”政策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 当然不可简单照搬而作茧自缚。

　　第三，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需求不足的原因， 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 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不是用通胀的办法刺激经济。中央提出今后几年要将CPI控制在3%以内， 那么我们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 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稳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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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arro, R. J., 1974,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2,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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